1953年盛夏，北京的雨说来就来，滴落在中南海石阶上。刘思齐撑着油纸伞，一步步挪向毛主席的书房；那一天，距离毛岸英奔赴朝鲜，整整两年八个月零十八天。屋内灯光昏黄，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报纸，抬眼便见儿媳眼圈通红。沉默蔓延，雨声敲窗，仿佛在催促一个迟迟说不出口的答案。
“爸爸，岸英这么久不来信……”刘思齐声音微颤。毛主席握紧茶杯，片刻后低声道：“思齐，岸英……已牺牲。”短短六个字，把外面的雷声都压住了。刘思齐跪倒在地，用力抓住老人冰凉的手臂。门外卫士站立如松，却忍不住抬袖拭泪。
那夜以后，刘思齐像突然被抽走了颜色。毛主席怕她胡思乱想，劝她继续深造：“学业是一盏灯，岸英愿你点亮它。”就这样，她远赴莫斯科。换了城市，换不了心境，清晨的伏特加味道也冲不淡记忆里的稻花香。
课堂间隙，她常翻出那张照片：雪岭上，岸英身着朝鲜人民军棉服，神色坚定。照片一折再折，边角起毛。辅导员劝她多交朋友，她只是笑笑，把相片又放回内侧口袋。
1958年回国，刘思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，比从前沉稳许多。毛主席看她总是独来独往，语气比从前更柔：“你还年轻，朝霞不该只映在一个人的背影上。”老人说话向来直白，这一次却加了几分商量的味道。刘思齐抿嘴不语，只提出一个心愿——去朝鲜桧仓看看。
1959年2月，寒风卷着细雪。按照毛主席“自费、低调、私人身份”的叮嘱，刘思齐与妹妹邵华乘列车抵达平壤，再换卡车一路颠簸。陵园在山坡，石阶湿滑。她跪在毛岸英的墓碑前，指尖触到冰凉的花岗岩，恍惚间仿佛碰到当年那双温暖的大手。“岸英，我来看你了，也替爸爸来了。”哭声被风吹散，只剩断续的哽咽。
返京后，她病倒在总医院。住院三个月，毛主席寄来一封信，信尾抄了李白的诗句“黄云万里动风色，白波九道流雪山”，嘱咐她“烦闷时读古典，可解其苦”。朴素的关怀，把父爱写进了字里行间。
1961年，刘思齐调入解放军工程兵科研部门，日常是仪器、图纸和实验报告。工作间隙，同事打趣：“刘老师，咱们单位追求你的人能排长队。”她淡淡回一句：“先把这份数据校正再说。”可夜深了，实验室只剩她一人时，玻璃窗会映出另一张熟悉的面孔。
同年秋末，毛主席再写信：“总是要结婚，你为什么老劝不听呢？”字迹依旧苍劲，却透着倔强的关切。经刘震将军牵线，空军学院教员杨茂之的简历摆上了毛主席案头——抗美援朝飞行员出身，副师级，作风端正。毛主席批示：“见面，一切随他们自己意愿。”
初次相见，地点选在海军招待所的小花园。木椅上落满梧桐叶，刘思齐端茶递水，寡言。杨茂之不紧不慢，说起训练时的俯冲失速，也说起飞机破云那一刹的视野。“天空那么大，总有位置留给思念。”这句话，像一粒火星掉进心湖。几次接触后，两人都放下了戒备。1962年春节前夕，他们拿到结婚证。毛主席特意派叶子龙送去三百元礼金，并且交代：“告诉他们，日子要往前看。”
新婚不久，刘思齐改名刘松林——松劲韧，林成荫，象征生生不息。随后，她生了四个孩子。夜晚哄睡小儿子时，她常给孩子讲“志愿军的故事”。孩子问：“妈妈，英雄怕不怕？”她摸摸孩子的头，答案含在笑里：“怕。但更想守护身后的人。”
光阴流转，转眼进入九十年代。每一次国际友人谈起朝鲜战争烈士，她都会补一句：“别忘了，那里还有我的亲人。”这种近乎执拗的坚持，让同行的年轻研究员时常红了眼眶。
2010年3月，年届八十的刘思齐再度踏上桧仓。山风依旧，陵园静默。她拄着拐杖，缓慢抚摸起毛岸英的汉白玉塑像，掌心微颤。陪同的志愿军联络员轻声提醒注意身体，她摇头：“再让我多看一会儿。”泪水顺着皱纹滑落，落在碑座，迅速被北方早春的风晾干。
归国那天，朝阳透过舷窗，照在她已经花白的鬓角。有人问，几十年过去，还要来多少次？刘思齐只是望向远处云层：“只要能走得动，就不会缺席。”话不多，却坚定得让人无言。
毛岸英牺牲时不过二十八岁，刘思齐守着他的名字走过了最艰难的青春，又在长久的沉痛里学会重新出发。两段婚姻，没有冲突，只在心里占据不同空间。一段是烈火，一段是炭火；前者短暂而炽热，后者持久且温暖。
岁月不曾宽待任何人。刘思齐的背脊已经佝偻，但在桧仓山坡，她依旧挺直腰杆敬上军礼——那是志愿军家属最庄重的姿态，也是对逝去爱情的无声承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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